从思想观念上破解权大于法的难题，关键是让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治信仰。
总之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姓封姓资、不同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既然法治中国意味着中国要成为法治世界的一员，我国的法治就应当同世界接轨（当然这绝不是、也不会去搞所谓全盘西化，这种指摘只是那些恐资病患者和反普世价值的先生们杜撰的）。
这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也不能说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完全了，至少没有给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上层建筑做出规限。4.社会主义法治国 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既区别于专制的法制国、国家主义法制国，又要区别于不承担社会义务的自由法治国，还不能等同于社会法治国，而应当是扬弃上述诸类型法治国的弊病、偏颇，吸收其合理因素，建立自由社会的法治国。昭示了一些新的愿景和承诺，再次启动人们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期盼，也引发理论界的思考。在现今的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其社会主义因素比之现在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要真实多少。法不能只是国家用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工具，更重要的、首位的是国家本身要受法的统治和支配。
与此相应，全球通行的法制也在有些领域初露端倪。却很少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类型的法治国？也很少问：依的是什么法（良法还是非法之法甚至恶法）？谁来治（治国的主体只是党政干部还是也包括社会主体——人民、公民和社会组织）？治什么（治民还是治权治官）？ 要知道，单是奉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相对于无法无天虽然是一大进步，但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法制，而非实质上的法治，因为没有涉及上述法治的主体、内容。22照此来看，经由北美独立战争建立的美国与其说是共和国，莫若称其为共和帝国。
此外，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先发国家在铁路建设上的前期优势，将促使甚至迫使后发国家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⑥欧立德、黄雨伦：《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58沿着拉纳等人的论述，透过殖民者帝国这一分析架构，亦能更为整全地理解铁路华工的历史命运。琼·菲尔泽（Jean Pfaelzer）直言，称联邦政府为修筑铁路而出让的土地为无人居住的是一种最不恰当的做法。
特纳笔下的边疆扩张止步于太平洋海岸，可20世纪至今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边疆显然早已超越了太平洋。以被视为林肯的右手34的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为例，1858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再度就太平洋铁路的规划问题展开辩论，西沃德直言铁路途经的是一个绝对无人居住或只有野蛮人居住的地区。
太平洋铁路之所以成为帝国之路的实体依托，既因为铁路自身的多重功能，亦由于美国国家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其西部边疆因此从化外之地化身伟大的西部。4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81页。只是百余年前帝国荣耀的转移是从欧洲向西跨过大西洋转移至美国，而今则是进一步从美国大陆东岸转移至西岸，帝国之路也从漫无边际的海路、崎岖坎坷的小路发展为轰隆西向的铁路。可与无主土地等称呼内含的悖谬逻辑相类，这一表述亦张力明显，在强调美国的新特征时有意无意忽略其与旧帝国的关联。
⑩与之相对，中文学界多聚焦于修筑美国铁路的华工群体，关注其出国动机、工作性质、最终归宿等侧面，在突出他们对美国有巨大贡献的同时，强调其所遭遇的种族主义威胁。在此情势下，修筑太平洋铁路无疑为必然之举。67可正如北美独立时英国影响力的长期存在所揭示的，帝国不是一天建成的，自然也不会很快远去。23年后的1775年4月，莱克星顿的几声枪响掀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
此时，对于许多陷于工资关系或租赁中的白人劳工而言，种族主义便成了其自身困境的宣泄出口。就其源流论，帝国之路这一19世纪美国人称呼太平洋铁路的流行语，可谓美国精英在其边疆西移的过程中，对英帝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主动吸纳的产物。
王邵励：《边疆、地域与西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史学思想初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171752年，贝克莱的诗歌正式出版，随即借助报刊传媒在北美殖民地上扩散开来。
与旧世界相比，美国拥有亨廷顿叙述中的新社会，一个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其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又似与传统政治有所差异，新国家神话由此而生。在美国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从著名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伊曼纽尔·洛伊策（Emanuel Leutze）、摄影师约翰·卡布特（John Carbutt）到《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在其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帝国之路的再生产。1856年美国制定《鸟粪岛法案》，规定当美国公民在无人认领、无人居住的岛屿上发现鸟粪时，经总统酌情决定，该岛屿将被视为隶属于美国。 【注释】①Whitney T. Perkins, Denial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Leyden: A. W. Sythoff, 1962, p. 343.②参见夏亚峰：《美国是帝国吗？——对美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在西部地区开展大规模铁路建设前，颠簸的马车与蜿蜒的印第安小道定义了陆路交通，内河航运虽相对高效，可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等主要河流皆为南北走向，难以横向联通大陆东西两侧。［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第231—236页。
当铁路通往边疆之后，与边疆线的西移相同步的，是沿线土地的性质转换。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等不同维度出发，也能更好地理解列宁为何会将铁路既视为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又看作殖民者进行压迫的工具。
毕竟就在太平洋铁路开工的同一年，林肯总统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界定了美国的性质，它受孕于自由的理念，并献身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及至19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在判定印第安部落为国内附属民族（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的同时，默认印第安人的领土完全独立于合众国。
因此，他倡导建立一个共和的帝国，它不会是一个建立在武力和恐惧之上的帝国，一个偏远的省份臣服于遥远的宗主国政府的帝国。3119世纪的德国工程师韦伯（Max Maria von Weber）指出：美国文化开启了欧洲文明利用铁路而实现的那些事情。
50当然，领土性亦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51与之相比，定居者帝国对于领土的追求至少在两个层面有所区别：首先是领土属性，定居者帝国本质上是殖民进程的政治产物，其建立与巩固自然意味着外来殖民者对殖民地领土空间控制权的侵夺。48［美］埃里克·纳尔逊：《王权派的革命》，吴景键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在她看来，那种将美国视作反殖民运动产物的神话叙事遮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美国独立前的定居者是殖民地定居者，就像他们在非洲和印度一样，或者像西班牙人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一样，美国的建立与其说是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胜利果实，不如说是英帝国内部分裂的产物。参见［英］修·昂纳、约翰·弗莱明：《世界艺术史》，吴介祯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679页。
一个无主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56至于独立后的美国，其境内人口仍有帝国公民与帝国臣民之分，公民内部亦高下有别，构成上述差异的共同标准则是族裔归属。
而我们所掀起的那场以革命收尾的纷争，也并非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他的议会。马努·卡鲁卡进一步指出，西进的太平洋铁路事实上成了殖民主义的工具，它至少从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网络两个维度改变了美国西部地区
53在此意义上看，美国将西部领土收入囊中之后，修筑太平洋铁路、招徕移民、修筑据点、武力征伐印第安部落的系列举措，亦可视为17、18世纪白人殖民者在北美大陆建立、巩固定居殖民点的历史延续。47而纳尔逊在研究美国革命的过程中注意到，相当一部分革命者反对英国却不反对英国国王。
60［美］李漪莲：《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伍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171752年，贝克莱的诗歌正式出版，随即借助报刊传媒在北美殖民地上扩散开来。可长期被视为新国家的美国，何以会与帝国产生超过话语层面的结构性勾连？如此又需引入新的思想资源。67可正如北美独立时英国影响力的长期存在所揭示的，帝国不是一天建成的，自然也不会很快远去。
⑤当然，遭遇类似情境的不止美国。也是因此，西沃德在声称绝对无人居住后还需标明野蛮人的存在。
21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22［美］奥鲁夫：《杰斐逊的帝国》，第1页。虽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帝国这一概念的普遍性定义，又往往失之宽泛。
65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末侵略夏威夷等大型岛屿前，美国自19世纪中期已开始染指美洲诸多鸟粪岛。两年后，贝克莱复向西行，于罗德岛纽波特附近登陆并在米德尔敦购买了一个种植园，即著名的白厅（Whitehall）。
